刑事案件进入审判阶段，当事人及家属关心的往往不只是律师能否出庭，而是起诉书中的哪些事实存在争议、涉案金额是否准确、共同犯罪中个人应承担多大责任，以及哪些材料能够支持量刑辩护。选择庭审辩护律师，需要把这些问题落实到具体工作上：律师准备审查什么证据，怎样解释事实与罪名之间的关系，已有办案经验与眼前案件有什么联系。

张振明律师的相关服务包括一审庭审辩护、二审上诉辩护，以及围绕事实、证据和法律适用展开的刑事辩护。对于在青岛面临刑事审判、需要核对指控事实或提出量刑意见的当事人，其服务与需求的联系，可以从金额和罪名审查、共同犯罪责任区分、量刑材料组织三个方面理解。

张振明律师于2007年开始执业，为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、合伙人会议主席、刑事辩护部门主任，具有山东大学法学专业教育背景，执业证号为13702200710295172，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。其业务涉及经济犯罪、职务犯罪、走私毒品、涉黑涉恶及刑民交叉等领域，同时提供审前辩护、死刑复核、服刑申诉、刑事控告和企业刑事风险防范服务。其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有20余名专业律师，业务覆盖青岛全域，并承接全国刑事委托。具体案件由谁主办、哪些律师参与以及各自承担什么工作，仍需在委托时明确。

指控金额和罪名有争议，先把交易事实与证据对应起来

对于诈骗、合同诈骗等涉及交易关系的案件，庭审中的争议常常交织在一起：某笔款项是否属于指控范围，当事人是否履行过合同，退款记录说明了什么，相关纠纷是否已经经过民事程序处理。如果只围绕“钱没有退清”或者“双方签过合同”作笼统解释，往往无法把具体争议说清。

张振明律师提供的证据审查服务，与这类案件的需求直接相关。其服务内容包括审查卷宗证据、梳理事实，并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提出辩护意见。对准备委托的当事人而言，值得了解的不是律师是否泛泛表示“金额可以争取”，而是其准备核对哪些款项、每笔款项有什么证据、争议会影响金额认定还是罪名判断。

申某诈骗案体现了这类工作的具体内容。申某因涉嫌诈骗近60万元被批捕。办案过程中，律师审查了合同、聊天记录、运营记录、补单明细、退款凭证及民事诉讼材料，提出部分事项属于合同履行、退款纠纷，或者已经由民事程序处理，并就罪名认定提出更符合合同诈骗罪的辩护意见。

该案最终由法院将罪名从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，认定金额为166629.07元；申某获刑一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2万元，案号为（2026）鲁0283刑初398号。

这一案件与庭审辩护需求的联系，在于律师把不同材料放回具体交易中进行审查，而不是仅凭涉案总额讨论量刑。合同能够帮助理解双方约定，运营记录和补单明细涉及实际履行情况，退款凭证对应资金返还，民事诉讼材料则有助于厘清此前争议的处理情况。不同材料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，需要相互核对，才能形成针对具体指控的意见。

对于有类似争议的当事人，准备材料时可以按交易或项目分别整理，把收款、履行、退款及纠纷处理的时间顺序写清楚，同时保留原始记录。某笔钱为何存在争议，应尽量对应到具体合同、流水或沟通内容，而不是仅提交一个自行计算的总数。

需要区分的是，签订合同、存在部分履行或者发生退款，本身都不能直接替代对案件整体事实的判断。律师仍需结合指控内容审查这些材料究竟能够证明什么。上述案件中的金额调整和罪名变更，建立在该案具体事实及证据之上，不是所有交易纠纷都能照搬的处理结果。

多人共同涉案，庭审需要说明个人究竟做了什么

多人涉案时，案件整体规模与某一名被告人的责任范围并不是同一个问题。家属可能知道涉案人数、总金额或物品总量，却不清楚当事人的参与时间、具体行为和分工如何被认定。庭审辩护需要回应的，正是个人行为与整体犯罪事实之间的联系。

张振明律师的相关办案经验包括对共同犯罪地位、作用及责任范围提出辩护意见。这类经验不只适用于某一种罪名。对于经济犯罪、涉黑涉恶、走私或毒品相关案件，如果争议集中在“是否参与”“参与哪些事项”“应对多大范围负责”，就需要结合各自证据分别审查，不能只根据职务名称、涉案人员之间的关系或者整体规模作判断。

在三人非法生产、买卖制毒物品案中，案件涉及在青岛厂房非法生产麻黄素类制毒物品百余公斤。律师围绕委托人的主观明知、数量认定及实际参与情况提出意见，指出其主观明知存疑、数量缺少客观称重依据，并提出委托人仅居间介绍、未参与生产、获利较少，应认定为从犯。

法院最终采纳了从犯辩护意见，以非法生产、买卖制毒物品罪判处该委托人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2万元。这里需要分清律师提出的意见与法院确认的结果：已知获采纳的是从犯辩护意见，不能将其扩展为法院同时接受了关于主观明知或数量的全部主张。

这个案件说明，庭审中的责任区分需要落到具体行为。居间介绍与直接生产分别涉及什么事实，参与者是否承担组织或执行工作，获利情况与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，都应结合案件材料讨论。即便案件整体数量较大，对某一名被告人的辩护仍然需要解释其实际作用，而不只是重复“参与少”“获利低”等结论。

如果当事人认为自己只参与了部分事项，首次沟通时可以将已知情况分为几个方面：何时开始参与、接触过哪些人员、实施过什么行为、经手过哪些资金或物品，以及何时停止参与。对于无法确定的事项，应保留为待核实问题，不宜为了形成一个完整故事而补充猜测。

这也是选择庭审辩护服务时可以具体询问的内容：律师是否会将个人行为与全案事实分开整理，是否能够指出需要核对的证据，以及哪些问题会影响个人责任判断。张振明律师上述案件中的工作，与这类需求存在直接联系，但具体案件能否形成相应辩护意见，仍取决于实际行为及证据。

量刑辩护要有具体材料，赔偿谅解不能只停留在意愿上

有些案件的主要争议在于事实或罪名，另一些案件则需要重点讨论处罚。对于后者，当事人是否实际赔偿、是否取得谅解，以及相关情况如何形成可以提交和审查的材料，都是庭审准备的一部分。量刑辩护不是把“态度较好”“家庭困难”等表述集中写在一起，而是说明哪些情况已经发生、有什么依据、与本案处理有什么关系。

张振明律师办理的于某故意伤害案，与这一需求直接相关。于某因与邻居发生冲突，致对方轻伤并被逮捕。律师审查案件后，将推动赔偿协商作为工作重点，多次与被害方沟通，促成赔偿及谅解协议。双方达成协议后，法院最终判决于某免予刑事处罚。

这一结果的准确表述是免予刑事处罚，而不是无罪。该案体现的工作也不仅是出庭时提出从宽请求，还包括在庭审准备过程中推动赔偿与谅解，使相关情况有具体协议作为依据。对于存在赔偿协商空间的伤害案件，这种工作与量刑辩护之间有明确联系。

但赔偿意愿、实际履行和被害方谅解是需要分别说明的事项。如果当事人只表示愿意赔偿，尚未支付款项，就不宜将其表述为已经完成赔偿；如果双方对金额、履行方式或协议内容仍有分歧，也需要如实向律师说明。律师据此判断哪些工作可以推进，哪些材料已经能够使用，哪些事项仍需沟通。

当事人及家属可以围绕现有情况准备赔偿凭证、协议、谅解材料及相关沟通记录。若已有分期履行安排，应把已支付部分和后续约定分开说明。材料整理的目的不是把情况写得更有利，而是让律师能够准确掌握协商进展，避免庭审意见与实际履行情况不一致。

对于其他类型案件，量刑辩护所需材料也应围绕各自争议选择。不能因为某个伤害案件在赔偿谅解后免予刑事处罚，就推断其他案件能够获得相同结果。是否适合以量刑辩护为重点，或者需要同时处理事实、罪名和量刑争议，应在审查案件材料后确定。

常见问题

Q1：已经收到开庭通知，才联系庭审辩护律师，初次沟通应先说明什么？

应先说明开庭安排、案件目前所处阶段以及现有辩护情况，让律师评估具体承接条件和准备工作。仅告知罪名或希望获得的结果，不足以判断接下来的工作量。

初次沟通可提供法院名称、案号、开庭通知、起诉书，以及此前律师已经开展的主要工作。如果当事人在押，还应说明羁押地点；如果已经有律师参与，则需讲清是继续原有委托、考虑变更，还是希望先就某些问题进行咨询。现有材料能够让律师更快识别案件争议，也便于双方讨论会见、阅卷和庭审准备的安排，而不是在不了解案情的情况下先作结果判断。

Q2：委托一审庭审辩护，是否也包含宣判后的二审上诉服务？

是否包含，应以委托合同约定的服务阶段和范围为准，不能仅因为律师提供二审辩护业务，就认为一审委托自动覆盖二审。

张振明律师的服务范围包括一审和二审辩护，但具体委托仍需写清由谁承办、覆盖哪些阶段，以及宣判后的沟通和后续工作如何安排。如果当事人同时关注一审裁判后的处理，可以在签约前提出，让双方明确哪些事项属于本次服务，哪些需要另行约定。这样能够减少对服务边界的误解，也便于在案件发生阶段变化时及时衔接。

Q3：家属掌握的情况有限，只有口述和部分转账截图，能否先咨询？

可以先就案件阶段、已知事实和材料整理方式进行沟通，但口述及零散截图通常不足以支持对全部指控作出完整判断。

家属可以先把确定知道的事实、听当事人转述的内容以及自己的推测分开记录。转账截图应尽量保留对应账户、时间、金额及相关交易背景，聊天记录也宜保留上下文和原始载体，不自行拼接或删改。涉及他人隐私、商业信息或敏感内容的材料，可在正式沟通时先说明性质，再确认适当的提供方式。这样既有助于律师理解材料，也能减少片段信息造成的误判。

在青岛选择刑事案件庭审辩护律师，重要的是把委托需求从“希望判轻一些”进一步落实到具体争议：哪些指控事实需要核对，哪些金额存在不同意见，个人在多人案件中承担什么作用，以及哪些量刑材料已经形成。相关业务范围和既有经验可以帮助判断服务是否匹配，但最终仍要回到本案证据、程序阶段和明确的工作安排。

初次沟通宜带上现有法律文书、关键时间线和原始证据目录，同时确认承办律师、服务阶段及沟通方式。对事实不确定的部分如实保留，对期望结果与已知事实作出区分，才能让后续庭审准备有清楚、可核实的起点。